2025年12月4日，由贵阳学院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主办，学报编辑部、文化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办的“阳明讲坛”第四十三讲在我校阳明文化馆举行。本次讲座以“勤学明心——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三重治学路径与成圣之方”为主题，突破传统单一讲座模式，创新性地采用了深度对谈的形式。特邀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唐应龙教授与我院副院长任健教授联袂对话。讲座吸引了校内外师生、心学爱好者和企业家，齐聚一堂探寻王阳明的勤学智慧与修身之道。
一、创新：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想对话
此次对谈形式，采取线上线下直播的方式，打破“讲—听”的单向传输，构建一个动态、立体的学术交流场域。通过二位讲者的相互启发、彼此思辨对话以及与全场听众的高频互动，极大提升了活动参与感。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提问赠书”环节，鼓励听众积极思考、大胆发问，全场共有十余位踊跃参与者获赠哲学学术书籍。这一举措实质性地激发了听众的学术热情，体现了“学以致用、鼓励思考”的阳明精神，整场活动在严谨而不失活泼、深刻而又贴近现实的氛围中进行。
二、破题：直指当代学子的学习困惑——“读书三问”
对谈伊始，任健教授简单回顾了上一讲“立志成圣”的核心讲题，认为“立志”铺就了阳明心学的修身根基，指明了经典研习的精神航向，本讲接续前序学术脉络，聚焦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第二条“勤学”。唐应龙教授则直击当下青年学子在经典研习时存在的焦虑与困境，提出了“读书三问”：如何破解“看不懂”“记不住”“不会用”。唐教授指出，这“三问”并非简单的学习方法瑕疵，其深层根源在于治学路径的偏离与心性功夫的缺失，反映了记诵与领悟、理解与运用之间的割裂，激起了在场师生的广泛共鸣，将大家的注意力牢牢聚焦于对谈所要破解的核心谜题上。
三、立本：从“立志”出发——确立治学与人生的根本航向
面对“三问”之惑，唐应龙教授并未急于提供答案，而是首先引导听众回溯学问与修身的原点——“立志”，接着深刻阐释了阳明先生的教诲：“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立志”绝非设定一个外在的、功利性的职业目标，而是唤醒内心本具的良知，确立以圣贤人格为标杆的生命成长方向，阳明心学的“立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观能动性”相联系，指出二者在强调人的精神力量对实践活动的决定性引领作用上具有高度的契合。唐教授强调缺乏高远之志的“勤学”，极易沦为知识的盲目堆砌或技能的机械训练，失去灵魂与方向。任健教授则对“立志”与“勤学”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逻辑梳理与理论深化。
唐教授提议全场师生齐声诵读关于“立志”的经典段落。朗朗书声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气流，使抽象的义理转化为具身的体验，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在庄重的仪式感中深切感受到“志向”作为生命支柱与学问根基的磅礴力量。
任教授认为，须先以“立志”明确心之所向和性之所趋，“勤学”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勤学”不再是外在的负担，而是内在于生命成长的内在需求。为照顾在场“萌新”观众，任教授还系统回顾了王阳明先生的生命历程：从幼年叩问“何为第一等事”而萌生圣贤之志，到青年时期为探究真理而遍读程朱著作乃至付诸“格竹”的求证实践，直至龙场绝境中历经百死千难、最终豁然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条波澜壮阔的生命曲线，正是“立志”与“勤学”相互激发、彼此成就、螺旋上升的完美典范。
四、明径：深解“勤学”真谛——态度、方法与境界三重奏
确立了“立志”的根本，对谈自然深入至“勤学”的具体内涵。唐教授首先纠正了关于“勤学”的常见误解。他引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指出真正的“勤学”，首先是一种心性态度与人格修养。“勤”是笃实不懈、持之以恒；“确”是目标明确、功夫扎实；“谦抑”则是保持开放、虚怀若谷，反对以才智自矜。他鼓励学子要有一点“有梦想、做蠢事”的“反叛精神”，不迷信权威，不畏惧失败，像青年王阳明“格竹”那样，敢于将书中道理付诸亲身实践，哪怕看似笨拙，却是连接“知”与“行”不可逾越的桥梁。
现场互动中，讲者与听众将理论探讨引向现实生活。针对校党委副书记李灿教授提出的“阳明先生贬谪龙场过程中是否曾被追杀”的疑问，唐应龙教授展现了其贯通文史的深厚学养与高超的思辨能力，他并未局限于史实细节的考辨，而是借此机会阐述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哲学观点：历史叙述本身是文学性（叙事、情感、价值）与史学性（事实、考据、逻辑）的结合体。某些流传的故事，其细节或许不符合严格的“实然”史实，但它们往往以隐喻或象征的方式，深刻反映了历史的“应然”逻辑、时代的精神困境与人物的光辉人格。这种解读，引导大家超越非此即彼的真假判断，去思考历史记忆如何塑造人物形象，以及故事背后所承载的普遍人性与道义诉求，完美诠释了阳明心学“事上练”的思考方式。
围绕“如何有效勤学”这一实践命题，两位教授提供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立体指导。唐教授以牛津大学研究生每周高达140小时的极致投入为例（但又强调这并非提倡盲目熬夜）激烈叩问在场学子：我们究竟为何而读？应读什么？该如何读？他进一步关联中国历史，以荀子之学影响李斯人生道路的案例，说明学问取向、价值选择与个人乃至国家命运的深刻关联，警示学人须以“立志”统帅“勤学”，否则获取的知识可能成为无方向的能量甚至可能带来危害。
两位教授在深入分析“读书三问”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提出了一套从“心体”出发，贯通理解、内化到实践的完整修习路径。
如何解决“看不懂”：跳出文字迷宫，践行“反求本心”的解读法门。面对经典文字的深奥难解，破解之道在于掌握阳明先生“反求本心”的解读法门。经典并非外在的、封闭的知识体系，而是先贤心体活动的记录与呈现。因此，读者不应仅仅在字句间索求，而应将文本作为一面镜子，用以观照自家的心体。具体操作上，要求在阅读时，不断将文本义理与自身的生命体验、现实困惑相叩问和印证。当读者停止向外追逐释义，转而向内反省“此理于我心中如何显现”，经典便不再是隔膜的对象，其真义会在心体澄明的观照下“自现其义”。
如何回应“记不住”：打破强记执念，实现“明悟本体”的自然内化。对于知识遗忘的焦虑，唐教授直指其根源在于将学问等同于信息的记忆存储。他援引《传习录》中王阳明的回答：“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这揭示了心学智慧内化的根本原理：“明悟本体”“反求本心”，对某一义理真正“晓得”了，即心体与之产生了真切的共鸣与确认，那么它便不再是外来的、需要强力维持的记忆碎片，而是融入了心性本身的结构，成为“我”的一部分。因此，功夫应下在“悟”上，而非“记”上。他提倡的“五步读书法”（问、探、忆、教、验），其核心目的也正是通过主动探究、转化输出和实践检验，促进知识向心性智慧的深化与融合，最终实现“吾性自足”式的自然拥有。
如何破解“不会用”：告别静中空谈，投入“事上磨炼”的实地工夫。针对学问与实践的脱节，唐教授认为真正的“用”并非在学问之外另寻一个应用场景，其本身就是心学工夫的核心环节——“事上磨炼”。“事上磨炼”从何入手？唐教授指出，生活中每一次抉择与行动都是“致良知”的绝佳道场，关键在于，省察内心是否被好胜、懒惰、恐惧等私欲所遮蔽，要尽力依循内心本有的天理良知作出判断与行动，这即是“知行合一”最坚实的实践基础。
五、归宗：心体功夫与“知行合一”的终极实践
对谈终章，两位讲者紧扣主题，深入阐释了“勤学”与“立志”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并回归阳明心学的根本语境，重新追问贯穿始终的核心命题：何为真正的“勤学”？“学”的本质究竟是记诵、理解，还是践行？
针对这一根本之问，唐应龙教授以禅宗公案作喻：北宗神秀主张“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的“渐修”，南宗慧能倡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顿悟”。指出阳明先生的“勤学”智慧在于兼收并蓄，既强调“事上磨练”的渐进积累（渐修），又直指“良知本体”的当下朗现（顿悟）。真正的“晓得”，是“吾性自足”的自信彰显。至此，“记不住”的焦虑在更高的哲学层面被消解。
任健教授在总结中再次强调了勤学过程中的具体方法与路径，但其最终的归宿与根本着力点皆在于“心体上用功”。他倡导“带着问题去思考与读书”的批判性思维模式，并重申阳明先生“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独立判断精神。他鼓励全体学子，在与古圣先贤的经典对话中，不应满足于成为被动的接受者或复述者，而要以自家心体为权衡，以生命实践为道场，勇于并善于成就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与健全人格，这正是对“学”之本质最生动的践行与回答。
讲座末端的现场提问再次将古人的智慧拉回现实。有听者问及阳明先生平定匪患的策略与其心学思想的关系。唐教授指出，阳明用兵“以俘获为主、给予改过机会”，正是其“攻心为上”“致良知”哲学的现实运用，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征服，体现了“仁者无敌”的儒家政治理想。任教授指出，阳明治军、治政和治世都是遵循“德（良知感化）—礼（教化规范）—法（律令惩戒）”的先后次第，采取严刑峻法是迫不得已。这生动地证明，阳明心学绝非空谈心性，而是一套能够处理极端复杂现实问题的、极具实践智慧的管理与行动哲学。
六、尾声：反响与意义
对谈在持久而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本次“勤学明心”深度学术对谈会，以其形式的创新、内容的深刻、互动的热烈，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不仅层层递进、系统全面地阐释了阳明心学“立志”与“勤学”的完整修习体系，破解了“读书三问”的现代困境，更通过生动的对话与现实的观照，将五百年前的古老智慧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可受用的生命资源。本次活动给听者以启示：在心体悟入与事上磨练的统一中实现“知行合一”。
（初审：任健，二审：程瑜，三审：刘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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